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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8-01 02:37

  西安宝马彩票案“假相”浮出水面,3嫌犯已被刑拘,至此,沸沸扬扬的西安“彩票事件”似乎也将“曲终人散”。

  然而,彩票背后,是巨大的利益所在,今年第一季度仅仅电脑福利彩票销售就近50亿元。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彩票发行的诸多环节中,只要某一个环节丧失有效监控,最后的公正性就难以保障,那么,“老母鸡眨眼就变鸭”的事件就会再次上演。

  3月23日在西安东新街体彩大卖场购买彩票中得一辆宝马小轿车的灞桥小伙子刘亮,在经历了一场大喜之后,却因为被怀疑彩票有作假嫌疑而无法领回自己所中的宝马车和12万元奖金。为了索要中奖的宝马车和奖金,3月25日下午4时左右,他爬上了位于西安东新街体彩大卖场旁边约10米高的广告牌,讨要自己的宝马车和奖金。经民警劝说,小伙终于爬下广告牌。

  刘家人指出体彩中心当日最主要的举动可疑之处有三个。一、为何彩票先后被验了三次,工作人员都没看出是假票,在体彩中心过了一夜就变成了假票?二、宣传上说的是即买即开,即中即兑,刘亮在一位会开车的堂哥刘超陪同兑奖以后,为什么不能当天把车提走?三、既然怀疑是假票,为什么当时不报案?当分析到种种疑点和矛盾之处时,刘家人经常面露不屑神情,然后呵呵笑起来。

  4月6日,安新城区法院正式接受“宝马假票事件”摸奖人刘亮的起诉书,起诉书中要求西安市体彩中心履行兑奖义务。而就在3月28日,陕西省体育彩票中心主任贾安庆曾就刘亮要告体彩中心一事回应当地媒体:“一些律师想出名,为刘亮辩护,最终会身败名裂的。”对此,免费为刘亮打官司的西安当地律师毛家兴向记者表示:“我为刘亮辩护,就是想看看体彩中心到底怎样让我身败名裂!”

  对于这次出现的假彩票,刘亮和西安体彩中心各执一词,都认为问题出在对方身上。但一位彩票行业的业内人士告诉我们,在这种即开型彩票的发行、销售和兑奖过程中,并非只有体彩中心和刘亮两方当事人,其实还有一个第三方,那就是彩票的发行承包商。知情人士王晓斑(原陕西省体彩中心工作人员,多年从事彩票的发行和管理工作)说:“即开规模型的彩票在发行中是由承包商来发行,还是比较普遍的。”据他透露,彩票的承包发行商为了节省成本,追求利益最大化,使用了种种手法。王晓斑告诉记者,近几年国家不允许实物返奖,因此承包发行商们想出了另一个办法,那就是二次抽奖。因为国家印制的彩票他们无法控制,所以他们往往规定,彩民必须摸中了某个图案的奖票,才能上台来抽大奖,而当彩民拿着中奖彩票走上台的时候,他们的运气其实就在这些承包发行商的掌控之中。

  在公安、司法部门相继介入后,这起宝马假彩票案件近日取得突破性进展。据西安市公安局介绍,这起宝马彩票案中目前已有4人涉嫌造假,他们分别是:此次彩票销售的委托发行人、浙江人杨永明,社会闲散人员、此次彩票的兑奖员和保管员孙承贵,假冒中奖的“托儿”刘小莉(中奖名单为“刘晓莉”)和岳斌(中奖名单为假名“杨小兵”)。据杨永明供认,这次彩票销售的四个宝马彩票大奖得主中前三个得主都是他请的“托儿”,他所聘请的孙承贵也是其作案同伙,负责中奖彩票的兑奖和保管工作。在每次“二次抽奖”前,他都会把装有宝马车大奖的信封拿出来,只有他的同伙才能抽到宝马车。但在刘亮抽奖的那次,杨永明调包过程中拿错了信封,才使刘亮幸运地摸得宝马车,最终使彩票造假事件浮出水面。

  不止一次的“彩票事件”为何唤不醒有关部门对严密制度的重视?究其原因,恐怕是一些人头脑简单的缘故。首先是没有从危害彩票业的高度来认识兑奖制度的极端重要性。其次是一些人发行彩票“圈钱”心切,而对彩民的造假和自身工作人员的造假的可能性又估计不足。其三是,主办方总把自己放在裁判员的位置,没有认识到自己应和彩民一样都是“运动员”,出现问题应由司法机关等社会公正机构来裁决。

  虽然彩票业是特殊经营行业,但宝马案却是一个典型的负面社会事件。而对于任何一个负面社会事件的处理,都是要依照这样的宗旨来行进:尽可能使本次事件中的利益受害者得到救济,并尽可能不再使类似的利益侵害行为发生。普通刑事案件中的经济赔偿与刑事处罚,所根据的也是这样的原理,彩票作弊案更无法例外——因为中国的彩票发行销售,是以政府的信用为担保,所以在彩票作弊案中受到损害的,还有政府的信用。因此,补偿受损彩民与监督机制上的增补改进,既是对彩民利益的补救于前而保护于后,更是政府对于自身信用缺口的填补。

  叉烧包是广东具代表性的点心之一,是粤式早茶的“四大天王(虾饺、干蒸烧卖、叉烧包、蛋挞)”之一。做法是以切成小块的叉烧,加入蚝油等调味作为馅料,再以面粉包裹制成包子,上屉蒸熟。叉烧包一笼通常为三至四个。品质好的叉烧包会采用肥瘦适中的叉烧来作馅,面皮蒸熟后软滑刚好,稍微裂开露出叉烧馅料,渗发出阵阵叉烧的香味。

  彩票,甚至有“第二财政”之称,因为其涉及的金额巨大,而且越来越大。彩票腐败、彩票犯罪,是一种过去关注不多的形态。为此,有关部门应该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查一查其它地方彩票发行中的情况,其实这也不算太难,就从即开型彩票大奖得主的身份证真伪入手。当然,除了即开型彩票,其它的彩票也应成为审查监督的对象。曾经的调查足球“黑哨”,开了头就煞了尾;这回追查阜阳“劣质婴儿奶粉”,可是像推倒了一块多米诺骨牌,出人意料地在全国查出难以计数的一大串问题。但愿在彻查之后,西安宝马彩票事件并没有成为在彩票事件中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随着彩票种类和资金流动规模的不断扩大,“彩票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彭镇秋呼吁,中国应尽快出台“彩票法”、成立“彩票专卖局”、推近彩票机构企业化改革,完善彩票的税收政策,促进彩票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

  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所长沈明明介绍,目前,我国彩票的发行方式是由国务院批准,财政部监管,民政部和体育总局为指定的具体发行部门。所以我国的彩票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部门彩票,而不是国家彩票。2000年,彩票监管由中国人民银行转移到财政部,但是,由于财政部和民政部及国家体育总局在行政级别上属于平级,因而造成“行政部门监管行政部门”的奇怪现象。行政部门卷入彩票的发行销售,其中的利害关系和利益冲突必然复杂,因此,能否协调和理顺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关系,是彩票法能否顺利出台的原因之一。

  不少彩票业、公证业人士都表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制定出《彩票法》。由于我国目前《彩票法》缺失,彩票的公证工作基本上都是依据相关管理条例来执行,以北京市公证处为例,全年受理各种公证超过30万件,而彩票公证一年只有几百次,比重很小,而覆盖面很广的相关公证管理条例不可能对彩票公证进行面面俱到的特殊约束。记者在采访中得知,正是因为相关法律建制的不足,使得很多具体情况的处理找不到法律依据,甚至在“公证应监督的是摇奖结果还是摇奖过程”这一重要问题上也存在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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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5日福利彩票双色球2004009期摇奖录像中两个出球画面出现了“不和谐”情况,开奖现场的宏观画面与停球点的微观画面并非出自同时拍摄的图像,而这意味着,开奖录像“可能是人为炮制的”,许多彩民对此次摇奖过程提出了强烈质疑。

  2001年12月初,利川市政府举办即开型“十二生肖”中国福利彩票销售活动。当月2日,李持票祥为“虎甲”的奖票兑奖,民政局局长彭信泽拿到该“虎甲”奖票后,没有立即给予兑奖,理由是当天是星期天,银行不开门,为了李的安全,要李将彩票交给他保管。次日,李来领奖,彭即拿出彩票,而组委会发现该彩票被涂改,拒绝兑付。当月6日,一名叫李萍的女青年持线万元大奖。

  自己的彩票中了特等奖,却被告知“这张彩票已经被注销了。这张彩票是张废票,电脑里没有记录。”眼见到手的60万元巨奖成为泡影,丁先生无奈之下告上法庭。2003年7月7日,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对丁先生的起诉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庭上,丁先生出示了自己购买的中奖彩票,并提出要求体彩中心和投注站赔偿奖金60.4万元和承担诉讼费用。原告丁先生当庭特意强调,省体育彩票发行中心与彩票投注站属于被领导与领导关系,因此要求60.4万元的赔偿金由体彩发行中心承担。法院支持原告,判决辽宁省体彩中心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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